第19版:艺海文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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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 年 6 月 18 日 星期 放大 缩小 默认        

杜威及三个中国弟子

  S    史海钩沉

  杜威(1859~1952)是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、教育理论家和心理学家。杜威构建了完整的教育体系,他十分重视儿童教育,提出“教育即生活”,“学校即社会”,强调知与行,主张“从做中学”。杜威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杜威的教育著作在世界很多国家被翻译和出版,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一些学者认为,20世纪对美国影响最大的教育家是杜威,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教育家也是杜威。杜威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,一方面是由于杜威亲自在中国访问和讲学两年多时间(从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8月20日),另一方面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胡适、陶行知和陶鹤琴等人的推崇和宣传的结果。

  杜威弟子胡适(1891~1962)安徽绩溪县人,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,师从杜威,杜威是对胡适“有终身影响的学者”,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。胡适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,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,抗日时期,胡适出任驻美大使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。大陆解放后,胡适侨居美国。20世纪50年代,大陆开展了批判胡适的运动,其师杜威也受到批判。经过三十多年的沉寂,1979年后,人们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杜威的教育思想。

  杜威的三个中国弟子,陶行知同其关系最为密切。陶行知(1891~1946)安徽歙县人,1915年9月,陶行知考入哥伦比亚大学,师从杜威。陶行知研修《学校与社会》、《进步社会的教育》、《明日之学校》和《民本主义与教育》等杜威的名著,并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,对杜威的思想加以发展和扬弃,变杜威的“教育即生活”为“生活即教育”;变杜威的“学校即社会”为“社会即学校”。1928年,杜威从苏联考察回国后,曾这样称赞道:“陶行知是我的学生,但比我高过千倍”。在中国发生了“救国会七君子事件”后,杜威应陶行知的请求,联名爱因斯坦、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,致电蒋介石,敦促蒋本着保障基本人权的精神释放“七君子”;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,杜威又应陶行知的请求,联名呼吁许多国家的政府元首和学术名人,号召抵制日货,阻止日本的侵略战争。陶行知逝世后,美国教育界举行陶行知追悼会,杜威任名誉主席,并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。

  陶鹤琴(1892~1982)师从杜威,杜威十分重视儿童教育,影响了陶鹤琴的一生。陶鹤琴是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开拓者、著名教育家,曾任国立幼稚师范学校校长,并与陶行知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幼稚教育研究会,创办《幼稚教育》杂志,长期从事幼教研究和实践。新中国成立后,陶鹤琴先后担任政务院教育委员会委员、南京师范学院院长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、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,还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、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会长。著有《家庭教育》、《儿童心理研究》、《中国幼稚教育之路》等。

  杜威研究专家、浙江大学教授单中惠指出:“杜威关于加强教育与生活以及学校与社会的联系,提倡学生动手和思考、课程教材心理化以及师生共同参与相互合作的观点,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新课程改革的精神是吻合的。”(张书伟《我们为什么需要补读杜威》,见2007年3月1日《中国教育报》),正因为如此,我们需要学习杜威的教育理论,以推动当前的教育改革。

  ●李智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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